近年来，有没有注意到上海的出入境大厅里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龙，他们手握材料，急于办理离境手续。连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的美国老师杰森也在其中，他的家人早已在中国安顿下来，真正把这里视为第二故乡，然而他为何选择离开？这背后折射出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，那就是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。几年前，我国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，而上一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因高死亡率导致总人口减少超过一百万。当这一统计数据公布时，各地政府的反应迅速而紧张。
许多人将生育率下滑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，但深入分析数据会发现，这一趋势并非始于政策实施之后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即使经历了严重的饥荒，出生率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。后来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，推出了“晚稀少”政策，鼓励晚婚和延迟生育，等到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时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。政策一出，出生率便一路下降，再也无法回升。政策放开后，人们曾以为生育率会恢复，但结果却是进一步低迷。
如今，年轻人不愿生育的原因已非政策而是经济压力。高房价、教育费用和医疗支出无一不令年轻人感到沉重。我国已成为第一个“未富先老”的大国，经济发展尚未跟上，人口却先行老化。能够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日益减少，从长期来看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难以维持。过去几十年，我国依赖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，现在这一红利期即将结束。
估计由于疫情和人口老龄化，我国劳动力短缺已达几千万，这一数字甚至超出了中等国家的总人口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外国劳动力的吸引力大幅下降。回到杰森的例子，他十多年前选择来华是看中中国的发展潜力，然而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封控后，他对待中国的热情已然消退。他表示，学校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外教打算离开，疫情结束后，外国人才数量锐减，调查显示，甚至有三到一半的在华外国人正在考虑离开。再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与反华情绪的高涨，想要来中国发展的外国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。
能否通过引进外来移民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？然而我国并未将移民视为解决人口下降的主要政策方向。广州存在一个被称作“小非洲”的区域，聚集了大量进行贸易的非洲人，他们每天辛勤工作数十小时，把货物运回家乡。尽管我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，然而在移民引进上却并未加大力度。疫情前，外国常住人口仅为几十万，相较于日本和韩国的大量移民人数显得黯淡。多年以往，我国的主要任务是脱贫，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，因此鲜有精力用于吸引移民。与此同时，年轻人对于蓝领工作的兴趣也越来越低。
出生率低，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更少。老一代工人退休后接班的人寥寥无几，很多企业经历了招工难的困扰。工地上尤其明显，年过五十五的工人难以找到工作，而这一行业原本接纳了大量农民工。来自尼日利亚的一名男子曾直言，如今工资高于办公室工作，女工月收入可达一两万，但年轻人对这样的薪水却并不满意。现如今的用工成本早已不再低廉，甚至是越南的两倍。若计划引进高端人才，科技领域严格的监管使得外国人难以进入，反而阻碍人才引进。
那么，内部潜力能否填补缺口？过去几十年，我国经济的崛起依赖于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年轻人，然而如今拥有三亿农民工的背景下，经济结构已在逐渐改变。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升，同龄人中有过半数能上大学，本应借此提高劳动者素质，可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，外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受到诸多限制。为什么这一问题难以解决？地方政府在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基本都是由当地政府承担，因此本地官员和居民不愿意将福利分享给外地务工者。目前小城市的政策门槛有所降低，但一线城市的改革步伐则显得缓慢许多。
因为人们纷纷涌向大城市，竞争愈发激烈，年轻人难免受到压力，甚至选择放弃拼搏，变得消极对待生活。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，努力工作一生，最终却什么都买不起，难道辛辛苦苦读书只是为此吗？“人少本应减少竞争”，这一逻辑在年轻人身上却显得苍白。好岗位有限，而一线城市的工作竞争愈加激烈，学历贬值现象愈发明显，考公务员和研究生的竞争更是如履薄冰。本就生育率偏低，家家户户将独生子女视为珍宝，教育投入巨大，这种压力甚至超越了以往处于多人口时代的负担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普通人如何不感到焦虑？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，这种压力只会愈加沉重。青年们在上下双重责任的重压下，有的甚至像一个在北漂的山东小伙，经过数月未能找对适合的工作后，只能返回老家照顾年迈父母。政府早已意识到年轻人的困境，已开始呼吁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，而不仅仅聚焦于经济增长。